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日常的通讯变得更便捷高效。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等有关领域的发展，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的，远不止为我们传递信息。这篇文章来自编译，作者在文中通过四个案例，具体分享了人工智能读懂人类感受后的变化与思考。由于篇幅关系，文章已拆分为上下两篇，此为上篇。
在Twitter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滥用或鲁莽的行为，该平台也因此而臭名昭著。今年五月，该平台推出了一项“提示”（Prompts）功能，要求用户在转发推文之前阅读原链接有关内容。六月，Facebook推出了一款专对于聊天群组的人工智能“冲突预警”（Conflict alerts）工具，以便管理员在有几率存在“有争议或不健康的对话”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每天，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智能回复都能生成数十亿句沟通内容。2020年，亚马逊推出了可以监测用户声音的智能健身手环Halo。对健康的关注，不再只是局限于监测心率或计算步数，而是还包括我们与身边人和事物的交互方式。现在，更是有公司在开发用来预测和预防消极行为的算法治疗工具。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传播学教授杰夫·汉考克（Jeff Hancock）将AI中介通信定义为“智能代理代表通信者完成操作，并经过仔细修改、增加或生成消息来实现通信目标。”他还表示，这项技术已开始在大规模部署之中。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新兴的设想，即我们的人际关系离完美已近在咫尺。自新冠疫情引起的大流行开始以来，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多的是依赖于以计算机为中介的渠道。
在充斥着网络争吵、有害的Slack消息和无尽的Zoom会议的汪洋大海之中，算法是否能让我们的彼此关系变得更好？应用程序是否会更善于理解我们的感受？或者说，将日常通信交付给人工智能是否会削弱人际关系中偏人性的一面？
毫不夸张地说，杰·基松（Jai Kissoon）是在家事法庭系统中长大的。或者，至少可以说他的成长过程离不开这一系统。他的母亲凯瑟琳·基松（Kathleen Kissoon）之前是一名家庭法律师。当他十来岁的时候，他总是在母亲那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办公室玩耍，时不时地也会帮忙整理文件。
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再次出现高级的复印机。当杰在律师事务所走廊无尽的纸堆中来回穿梭时，他会在无意中听到有关家庭分崩离析的各种故事。
从这一角度来说，杰并没有经历太大的变化。如今，他是OurFamilyWizard的联合发起人，这是一款专门为离婚并愿意共同抚养孩子的夫妇推出的日程安排与沟通工具，产品首发时间能追溯到2000年。
这个商业想法源自他的母亲凯瑟琳，但具体的商业计划则是由杰构思的。最开始，OurFamilyWizard只是一个网站。上线不久后，这个工具就引起了法律系统工作者的注意。其中，就包括法官詹姆斯·斯文森（James Swenson），他于2003年在明尼阿波利斯亨内平县（Hennepin）的家事法庭推出了一项与该平台合作的试点项目。
该试点项目共吸纳了杰所说的40个“铁杆”家庭。在帮这些家庭完成平台的注册与设置过后，他们就从法庭系统中消失了。后来，其中一对夫妇又闹上了法庭，不过那已经是两年后的事情了，根本原因也是这对夫妇不会再使用该平台。
二十年来，OurFamilyWizard的用户数量成功突破了百万，并在美国各地都获得了法院的批准。2015年，它成功在英国落地推出，随后一年，又成功在澳大利亚推出。现在，该工具已遍及全球75个国家。和它相似的产品还包括coParenter、Cozi、Amicable和TalkingParents。
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家庭法部秘书布莱恩·卡普夫（Brian Karpf）表示，许多律师现在都建议把共同抚养应用程序列为常规，并希望这能对离婚夫妇的沟通方式起到“寒蝉效应”。这些应用程序能有效地威慑骚扰行为，法院也可以通过命名的方式强制要求在离婚夫妇的日常沟通中使用这类应用。
为了倡导文明，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特征。OurFamilyWizard 有一项“音调计”（ToneMeter）功能，它主要借助了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来监测通过该应用程序发送的消息。
情感分析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子领域，后者主要研究分析的是人类言语。在结合庞大的语言数据库展开训练后，这些算法可以轻松又有效分解文本，并根据其中的单词和短语对文本的情感和情绪打分。
就“音调计”功能而言，如果在消息中监测到一个情绪化的语句，一系列信号强度条将变为红色，并标记出有问题的词句。例如，“我们迟到都是因为你的错。”这句话就可能会被标记为“过于强势”。其他语句则可能被标记为“羞辱性词汇”或“令人不快”等。总之，最后的决定权仍在用户手中，他们看到这些提示过后，可以最终确定是否要继续发送这些消息。
“音调计”功能最初仅用于即时消息服务，但如今却通过编码用于父母双方在应用程序中的所有沟通方式。OurFamilyWizard首席产品官肖恩·赫尔盖特（Shane Helget）表示，在短期之内，这款产品不仅可以有效阻止消极沟通，而且还可以鼓励积极沟通。
他正通过大量的互动内容获取有关信息，并认为该应用程序可用于有效推动离婚父母在常规对话之外对彼此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例如，到时候可能会通过提醒功能提醒双方提前针对既定时间表做好沟通，或者主动提出取消自己的约会，转而参加孩子的生日会或者节日聚会，这些做法虽然不是必需的，但如果有的话则可以算是加分项。
2019年推出的共同抚养应用程序coParenter也具有情感分析功能。父母可以在应用内通过文字信息商定有关安排。如果信息内容过于敌意，系统就会弹出警告，这就好像可能会及时干预其客户的人工调解员一样。如果在该系统的帮助下，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他们还可以选择让人工调解员介入聊天。
在涉及到情绪化的商谈过程中，如此遵从一款应用程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杰·基松在这方面就意识到，不能让“音调计”功能根据父母的消极或积极程度打分。卡普夫也提到，他也观察到了这一功能对用户行为的明确影响。“这类沟通会变得更加机械化，但实际上，你的沟通对象是人类，对吧？”他说。
共同抚养应用程序也许有助于舒缓夫妻间的紧张关系，但它们却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有时候，它们甚至可能会弄巧成拙。
卡普夫表示，有些父母会把这款应用程序当作一种武器，向对方发送“钓鱼”消息并惹怒对方，从而驱使对方发出一条可能存在问题的信息，比如“混蛋父母总是改不了混蛋的那一面。”
杰·基松回忆起他在启动试点项目时与法官的一次谈话。“关于这些工具，一定要记住的是，我可以给你一把螺丝刀，你可以用它来修理一堆东西。”法官说，“当然，你也可以用它去戳自己的眼睛。”
2017年，阿黛拉·蒂蒙斯（Adela Timmons）还是一名在读心理学博士。当时，她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UCSF Health Center）参加临床实习，在那里，她接触到了许多具有低收入背景的家庭，并且他们的孩子基本上都遭到了精神创伤。
实习期间，蒂蒙斯发现，患者在治疗方面取得进展，只是为了在两次治疗之间的日常混乱中迷失自己。她相信，技术可以“拉拢心理治疗室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并且她还看到了可穿戴技术在面对这类问题时及时干预的潜力。
用专业术语来讲，这叫“即时适应性干预”（Just in Time Adaptive Intervention）。从理论上来讲，这就像是在情绪警钟响起时，随时有一个心理治疗师在你耳边低语。
如今已担任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生态系统技术干预实验室（TIES）负责人的蒂蒙斯表示，“要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感知特定行为，或者能实现远程监测。”
蒂蒙斯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建立人类行为的计算模型，重点是设计可以有效预测夫妻和家庭成员行为的算法。
最初，她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夫妻。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手腕及胸部监测设备对34对年轻夫妻展开了追踪研究，同时还追踪了其体温、心跳和出汗情况。他们还给所有夫妻提供了一台智能手机，通过这台手机可以实时监听其谈话。此外，他们每小时还会针对所有夫妻展开一项调查，让他们自述各自情绪状态和之前产生的任何争吵。
在对这些数据展开交叉分析后，蒂蒙斯和她的团队开发出了监测夫妻二人在何时出现争吵可能性较高的模型。其中，触发因素包括较高的心率、频繁使用“你”这个词、以及一天中的具体时间或房间的光量等环境因素。
“没有哪项变量可以作为最有力的指标。”蒂蒙斯解释说，“但当你通过模型获取大量不同的信息片段后，你就更有可能进一步提高算法的精准度，从而提高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用性。”
此外，蒂蒙斯还在进一步拓展这些模型，尝试去研究家庭成员，重点是改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蒂蒙斯所在的生态系统技术干预实验室正在开发移动应用程序，旨在被动监测通过智能手机、智能手环Fitbits 和Apple Watch等设备生成的积极交互。首先，需要收集的是心率、语气和语言等数据。硬件设备则可以感知身体活动情况，并了解父母和孩子是否在一起。
在针对夫妻展开的研究中，算法在监测彼此冲突方面的准确率为86%，并且与其自主报告的情绪状态也具有关联性。但在针对家庭成员展开的研究中，蒂蒙斯团队希望通过监测有关状态，其自主研发的应用程序能够做到主动干预。
“这种主动干预的呈现形式可能是弹窗提示，比如‘给你的孩子一个拥抱’或者‘告诉孩子他或她今天在哪方面做得不错’。”蒂蒙斯说，“我们还在研究可以检测消极状态的算法，然后推送干预措施来帮助父母调节其情绪。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当父母情绪受到控制时，事情往往都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背景信息也有助于提高算法的预测准确率：这个人前一天晚上睡眠质量如何？他们今天有没有锻炼身体？对此，有关提示能够最终靠建议的方式出现，比如建议他们冥想、尝试呼吸练习，或者体验有关认知行为治疗方式等。
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了正念冥想应用程序，但用户只有在可能比较生气、沮丧或者情绪受到较大冲击时才能想起并尝试这些应用。“但事实上，在这些情况下，你反而最难以最大化利用这些认知资源。”蒂蒙斯说，“因此，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在他们在还没有经历这些困难时刻之前，就能意识到这些技能的重要性。”
根据蒂蒙斯针对家庭成员展开的研究经验，传统每周一次50分钟的治疗期并不一定是产生影响的最有效方式。“现在，令整个行业领域更加感兴趣的是，我们是否能扩大对心理干预科学的研究。”蒂蒙斯说。
这项工作也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资助。这两个机构专门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为创造商业可行的技术系统有关的研究提供资金支持。
蒂蒙斯表示，她希望自己的这项研究能实现可访问、可扩展和可持续的心理健康护理。一旦她所在的实验室能够通过数据证明其研究对家庭来说是有效且安全的，并且不会造成任何意想不到的伤害，那就可以进一步思考该如何部署这项技术。
随着数据驱动型健康护理的不断发展，隐私问题也越来越引人关注。在这方面，苹果公司就是致力于发展这一领域的主流科技公司之一。
2020年，该公司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人员达成合作并开启了为期三年的研究，旨在明确iPhone和Apple Watch能否检测并最终预测和干预抑郁症与情绪障碍等情况。
有关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iPhone摄像头和音频传感器，以及用户使用这些设备的动作，甚至还包括他们在设备上输入文字的方式。为了保护用户数据隐私，苹果计划仅将算法部署在用户设备上，而不会将任何信息上传至其服务器。
蒂蒙斯称，除了与伤害或滥用等有关情况外，生态系统技术干预实验室的任何数据都不会出售或分享给任何第三方。她认为，研发这些技术的科学工作者必须要考虑有几率存在的数据滥用问题。“科学工作者、立法工作者和公众的共同责任，就是在这个领域内建立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界限。”蒂蒙斯说。
下一步就是实时测试模型以了解其有效性，同时确认手机上收到的提示是否能导致真正意义上的行为改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理论知识相信，这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干预机制。”蒂蒙斯说，“只不过，目前我们不太确定的是，其真实的情况下的表现到底如何。”
